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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按照红军的经验，基本上，按照最后留存下来的可能性，参军的人可以分成几类

    第一类是城镇里的小市民阶层。这类人很不可靠，一般来说十个人里面大约只能留下来一两个；不过这类人见多识广，心眼活泛，而且大多有一技之长，甚至还受过一定的教育，能胜任技术工作。所以即使留存量不大，红军也本着广撒网，多捞鱼的想法大量招收。

    第二类是农村里的农民。以各乡村的赤卫队员，游击队员们居多。

    这类人其实也不是很可靠，他们容易想家，也就容易开小差，一般三个里面能够留下来一个（原史中，红军长征之际把大量赤卫队编入正规军，但是这样“扩红”来的士兵出现了大量的逃兵。这个故事里，根据地的红军从四月份起就没有跟敌人死拼，再加上世界第一流的伤愈率，红军得以保证了数量和战斗力，就没有在根据地大肆“扩红”）。

    不过这类士兵受过一定的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，在技战术上是比较优秀的，而且服从性强，容易培养成为合格的士兵。

    第三类人留存率非常高，一百个里面也难得有一两个人逃跑，这就是各个县乡在押的罪犯。

    这类人又可以细分一下。

    一类是政治犯。这个就不用说了，不论是真的政治犯（绝大部分是红军的探子。这类人胆大心细，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斗志（没有坚定革命斗志的，早都投降了，在外面活得很嗨，肯定也不会在监牢里呆着）），还是假的政治犯（绝大部分是被诬陷的，通共实在是个很好的诬陷人的罪名，被诬陷的人无论认不认罪，基本都出不来了），都意味着他们基本只能跟着红军走——在国党的监狱里就只能等死。

    另一类就是刑事，民事罪犯。这年头的司法黑暗，冤假错案非常普遍，越是好人越是容易被下狱。而下狱的，当然都对腐败的国民政府充满着失望和愤怒。这类人也会想家，可是要说逃回家里……逃回去干什么？再被抓一次吗？

    不过，这种人虽然比较容易留下来，但是除了那些真正的政治犯之外，组织性纪律性什么的就不用说了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真正融入红军。虽然如此，对于什么都缺的红军来说，这些人力资源依然是非常宝贵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也不是说是个人红军就要，对于那些真正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怙恶不悛的山贼土匪，红军还是敬谢不敏的——而且还杀了一批。

    12月2日，彭部甩开即将被攻陷的长沙，甩开刘建绪部，干脆利落转进益阳，在益阳虚晃一枪，开始沿资江，沅江西进，速度非常快。与此同时，中央红军也突然加速，向西北方开进。而贺龙所部开始对大庸一线守军展开试探攻击，看样子，是想要接应中央红军进入湘鄂川黔根据地。

    为阻止中央红军与二、六军团会师，常凯申不得不命令薛岳部，周浑元部急速西进，前者楔入两部红军中间，后者紧随中央红军不放。常凯申并命令何键（其实是把命令下给了刘建绪），命其在稍作修整后，即率军西进，参与围剿；同时，命令张学良部，派兵南压，企图再次形成包围围剿态势。

    由于中央红军各部军团西进速度非常快，薛岳部和周浑元部也不得不加快了速度，即使如此，在三天的行军速度较量之后，也败下阵来，各部异常疲惫不说，而且跟前方红军的距离拉开到一百里左右。

    12月5日到6日，彭部红军与贺龙所部两面夹击保靖，不胜。彭总所部在跟贺老总所部进行了少量物资人员交换后，转向南进。二、六军团准备不足，暂时还无法跟随长征，撤回根据地（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足足准备了小半年）。

    这里要稍微说两句贺老总所部二、六军团。贺老总所部在鼎盛时期，正规军曾多达三万，地方武装近二十万。但是因为夏曦三次肃反，在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数量减员（数量一度下降到只有几千，甚至在红军中出现了“枪比人多”的现象）的同时，也造成红军离心离德，战斗力低下，无力反抗国党军的围剿，被迫一再转移根据地（说是根据地，其实比游击区好不了多少）。

    此时夏曦死去未久，而红军因为转移到新根据地的时间不长（红二，六军团于1934年4月份，也就是魏承恭第一次到来时，被迫从湘鄂边境转移至鄂川边之黔江、酉阳、秀山、利川一带），还来不及发展巩固。数量也就是恢复到一万（在一年后的1935年11月，红二军团开始长征的时候，数量也只是恢复到大约一万七千多而已）出头，且极度缺乏基层指挥员，战斗力与中央红军根本不能相比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夏曦几乎是一手毁掉了湘西革命根据地。其实中央制定的，与二、六军团会师的计划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靠谱，当时二、六军团的战斗力太差了，根本无力支援中央红军。常凯申真正害怕的，大约还是在会师之后，中央红军能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，且经过二六军团的防区向西北方进军，与四方面军会师。

    12月7日，彭部兵分两路，配合秘密北上接应的一军团，五军团，于贵州境内的松桃，铜仁之间包围了薛岳部突前的两个师。或许是因为连日行军作战疲惫，攻击相当无力，这让常凯申和薛岳认为，这两个师可以坚守到援军到来。

    事实上呢？

    红军保留了大量的攻击力量，日间发动的佯攻一来是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，同时也是为了给夜间的攻击创造机会（如果日间逼迫太甚，则该部敌军有可能收缩防线，这样敌军控制区兵力密度就会大增，不利于红军夜间的穿插展开。如果，敌军判断无法坚守，冒险突围，那就更麻烦了）。

    夜里，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展开骚扰战。这是红军的拿手好戏了，敌驻我扰么？趁着敌军夜中频繁调动部队的空隙，特勤大队化妆后秘密潜入，一举端掉了敌军指挥部。

    天亮后，也就是12月8日，红军各部发动总攻，失去统一指挥的敌军狼奔豕突，各自为战，溃不成军；此时薛岳的援军已经打到了不过五里远的地方，然后被红三军团死死挡在战场之外。

    是役，红军集中了四个军团，近五万人的战斗部队，一举打散了薛岳部突前的两个师，毙伤俘敌约七千二百人。红军方面，伤亡约两千三百人（主要还是阻击部队伤亡过大，达到了伤亡总数的70%，薛岳的援军拼得很凶），缴获步枪4607支，手枪213支，轻机枪92挺，重机枪26挺，迫击炮8门，电台9部，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和弹药（可惜在弹药一项上，红军消耗得也不少，一进一出之间，只能算是稍有收获）。

    当日晚间，红军断后部队主动脱离与敌之接触，于12月9日清晨到达江口，又经一天的行军，到达贵州境内石阡县，与中央红军汇合。至此，三军团千里转战，完成了扰敌任务，也为湘江战役——其实已经不能用湘江来涵盖这么大区域的作战了，不过出于某种原因，这个时空的军史党史还是把这一战称之为湘江战役——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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