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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秀英都清楚，不光是话语权的问题，牵涉到切身的利益问题也是最直接的，艺术家们也避免不了。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等地方，就曾为了艺术家工资的问题闹出了劳动纠纷。肯定是不怎么光彩的，大家不是都觉得古典音乐各种高大上嘛！

    目前的话，欧美的歌剧界基本上是通过联合制作来解决目前资金上的压力，她们也琢磨着，在中国歌剧院中，也通过这样的联合制作来降低成本。

    而就这部《唐璜》来说，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了，因为是第一部歌剧作品，需要打出点名头来才行。秦放歌几乎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收入，以往都是歌剧院或者国家单位什么的委托作曲家创作歌剧，还要和编剧脚本等多方人员合作，支出成本都是相当高的。

    秦放歌这样一来，可是为国家大剧院节省了相当的成本，和他合作起来，也是一路绿灯。

    国家大剧院的院长董梁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，“国家大剧院体量庞大、功能多元、运费高昂，每年政府补贴只有30%左右。我们在保障制作水准的前提下，千方百计控制制作费用，实施低成本策略，从而增强剧院整体运营效果，确保歌剧制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达到‘以小博大’的效果。国家大剧院的制作成本应该是西方制作成本的1/5或者是1/4，推动剧院可持续发展。”

    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，只是想要压缩成本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就必须得有人为艺术做出牺牲才行。人家西方歌剧院制作成本那么高，就没想过压缩成本？也实在是难以减下去，艺术家也是人，需要吃饭生活的。

    周秀英也说，“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很大的，我在国外这些歌剧院听歌剧的时候，见到的观众中，半数以上都是中老年人。国外的同行们也都在羡慕我们中国歌剧演出中，出现更多的青年观众。”

    究其原因，钱菲菲作为大剧院的工作人员，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，他们的官方发言中，也把这些因素都讲了出来。

    “一方面，国家大剧院依托各类公共媒体、古典音乐频道等自媒体，以及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渠道，扩大自制剧目的影响力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的会员体系，设立歌剧培养基地，‘百场歌剧讲座进校园’等活动，逐步培养热爱高雅艺术、有较高艺术欣赏能力的观众群体。与国际上歌剧观众数量减少、观众结构老年化的状况截然相反，国家大剧院通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，通过‘滴灌’的传播推广和长期观众培养机制，已经实现了观众的逐年增多，年龄覆盖老、中、青各年龄段，并以青年观众为主的忠诚观众群体，开拓了市场空间。”

    此刻，还要加上有秦放歌这个超人气的明星在，他的首部歌剧《唐璜》，放出去的门票半个小时内就全部售罄，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这个，可是连国家很多老牌的歌剧院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就这样轻松被秦放歌达成。

    看看国外吧，英国皇家歌剧院歌剧执行总监科马克·西姆斯则公开讲话，“英国皇家歌剧院有一个很大的艺术教育团队，负责吸引年轻人。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努力来打造一个年轻的观众群体。不过我们也稍微有些过于执着于年轻观众了，应该更关注一些年长者，因为年长者经济实力比较强。”

    这样的情况，并不怎么适用于中国市场，因为年轻人中，舍得花钱的人更多。虽然多少有些粉丝效应的因素在里面，可不管是周秀英，还是钱菲菲席晚晴她们都觉得，能保证上座率，就是好的。

    而且，一旦把年轻人的市场给培养好了，后面的市场就更容易得到保障。

    也难怪周秀英钱菲菲她们会春风得意，吃饭的时候也跟秦放歌通气，说是给大家统一思想。周秀英对此无疑是最积极的，但她也需要秦放歌以及大剧院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行，“这次我们底气十足，在后面和罗马歌剧院的谈判，要争取到更多的优惠条件。他们现在处于阵痛期，经济上估计是拿不出太多东西来的，那就在其他方面多争取，这也是我们打开西方歌剧市场，提高影响力的首战！”

    席晚晴对此也是此全力支持的态度，钱菲菲甚至觉得，也不定非得在罗马歌剧院一棵树上吊死，适当放出些风声，光是意大利，十几家歌剧院其实也是存在相互竞争的。不管成与不成，多给对方点压力总归是好的。

    “还有捷克那边，布拉格交响乐团下半年访华，和我们国家大剧院有相当的合作基础，布拉格歌剧院那边，也可以提前抛出来。”何雄也出谋划策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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